邓小平时代

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他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27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于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象以及借助于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特色：讲清大局，说明为什么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面，打好思想基础，为撤换无所作为的干部争取公众支持。

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错误记录，但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为正式会议准备的讲话稿均由助手撰写，有记录可查，但其余大多数谈话或会议发言都不需要讲稿，因为邓只靠记忆就能做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条理分明的讲话。

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

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当有记者提出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时，气氛骤然紧张，然而邓小平回答说，中日两国看法不同，对钓鱼岛的称呼也不同，不妨先把问题放一放，把它留给后人，他们会比今天的人更聪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的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的需要的仗义朋友。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行为一贯、统制方式始终如一。

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

按照邓小平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1997年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所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做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

参与大型公共项目，花光香港的资产，使政府债台高筑。港英政府有可能大量批租土地，不给中国人在1997年之后留下多少收入来源。港英政府还可能为政府官员加薪，使中国在1997年之后难以平衡预算。当时，邓小平还没有预见到他和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权力。

。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在遇到新问题时，他首先会尽量搞清楚症结所在，然后才决定如何应付。如果他的行动引发一些新问题，他会逐个加以处理

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关于他本人在做出一生中这个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时有何考虑，没有任何记录可考。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同意呢？当时他刚刚在其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他可能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在中国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

很多中国人担心，没有更加独立的媒体和司法制度，很难在控制腐败上取得进步。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

由于中国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事实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走私、贿赂和腐败不是政策本身的结果，而是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应当加以遏制。

他出访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完成一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向日本和美国进一步敞开国门。这既是为了遏制苏联，也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现在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可以转向另一些重要任务了。邓小平在当时的13个月里5次出访国外。虽然他又活了18年，但是从此再也没有迈出国门。

在邓小平讲话后的提问阶段，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问邓小平，他是否担心中国留学生叛逃。邓小平回答说，他不担心这种事。他说，中国学生不同于俄国学生，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即使去国外留学后没有马上回国的人，从长远来看仍是中国的一笔财富。

邓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精明而机警，理解力强，有很好的幽默感；态度坚定，直截了当。……我对他的目标感和使命感印象深刻。邓小平单刀直入。……中方直截了当讲明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邓小平说，‘理解中国并不难，……毛泽东主席是军人，周恩来是军人，我同样也是军人。’

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

邓小平的说法是，“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

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走出孤立状态，中国大陆在美国还没有能和台湾人竞争的游说团体。事实上，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几乎还没开始培养能够与国会或美国媒体打交道的人员。当时能够影响美国媒体和国会的最佳渠道，就是邓小平本人。他充分运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以及他本人的直率、迷人的机智和旺盛的精力。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来自毛的错误，而且因为中国的体制有着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宣传方式：讲话简明扼要，把国际大势与当前工作联系在一起。演讲结束时，听众对自己该干些什么都有了清楚的认识。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

邓小平承认，“文革”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

为了在地方整顿上取得突破，邓小平采取了抓典型的方式，这既能迅速增加生产，又能鼓励其他单位。他在打游击的年代就认为，打一些胜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队准备打好大仗。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而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他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分清主要敌人，广结盟友与之对抗；分化敌人的盟友，使其疏远敌人。

当时广东存在着实际的治安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往香港。邓小平1977年视察广东时有人向他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他认为国家关系的远近不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而是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的：他称之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

从短期看，邓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1975年底对自己所支持的事拒不认错，使他在1977年复出时拥有了一个十分牢固的起点。那时候，他将解冻他在1975年建立并推进的人事安排和工作计划。

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

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适时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跳上甲板时迅速采取行动。

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在遇到新问题时，他首先会尽量搞清楚症结所在，然后才决定如何应付。如果他的行动引发一些新问题，他会逐个加以处理。

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3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他们在192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1984年问邓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么时候感到最幸福，邓小平回答说，是他们克服兵力装备都不如对手的双重障碍，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三年。他特别提到了横渡长江的壮举。

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在哪里并且以何种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限？

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邓小平认为，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的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个领导班子，交给他们实权。

一些了解邓小平的人说，他在权衡如何惩罚人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决定，然而他特别严厉地坚持要判聂元梓10年以上的徒刑，因为正是聂在北京大学发动的政治批斗导致了邓朴方的瘫痪和大约60名教职工的死亡。

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他认为科学没有阶级属性，可以为所有阶级和所有国家所用，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不少做法始于1977年华国锋领导时期，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中国新的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消费革命。

7月21日，在实际上是他的复职演说中，邓小平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没有人对邓小平的选择感到惊讶：他是想做点工作的。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插图]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即使在漫长的会谈中也能始终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专注，这正是邓小平面对压力时坚毅刚强的性格的一种体现。无论基辛格还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当时正承受着来自毛泽东的沉重政治压力。

关于统治和自由的问题，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加以坚持。领导人要想办法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决定一旦做出，就应当服从集体决定。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至死不放弃权力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

就像他一向处理有争议的问题那样，邓小平不但下达指示，而且说明他的理由。他解释说，国家财力有限，能让钱用于现代武器系统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人员开支。即便是那些担心自己被裁掉的人也很难反对邓小平的这个理由。

邓小平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了22年仗、死了2000万人才换来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这是一个感到他的国家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的人发出的严厉信息，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抗议者持续的支持加剧了这种危险。

知情人都清楚，邓小平是个实干家，不是意识形态宣传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很多领导人不同，他并不认为担任最高领导人必须成为理论家。但是对于江泽民来说，把邓小平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能够加强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平起平坐，让人们能够像干革命一样集中精力搞四化。

周恩来曾在日本和英国与激进派有过交往，具有战略意识和把各种人团结在一起工作的能力，因此成了中国青年的天然领袖。

毛泽东对科学规划也很恼火。他的怒气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乔木在最后一稿加进去的。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邓小平于是采用他的典型风格，既要避免对抗，又要让他的战略占上风。面对他所不赞同的党内共识，邓小平的对策一贯是：“不争论，大胆地闯。”

在达到权力顶点时他参与各种领域的活动，但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和年岁增高，他开始更加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及能够维护他的遗产的接班人。

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邓小平提出了4个要求：(1)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2)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首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部分答案是，邓小平具备在国内向不同的人解释政策的长期经验。但是他的成功也来自于他对日本国情和观点的了解、谈到中国政策时的自信、承认中国有问题时的坦率态度、对日本的明显善意、轻松风趣的语言。

也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确信他不会否定“文革”。与邓小平不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他能掌握领导权全凭毛泽东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会维护毛的威望和遗志。

毛泽东反抗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却没有，他只是疏远父亲而已。

邓小平深知对党的政策随意改变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可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做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

在邓小平时代的鼎盛期，日本在为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在中国人眼里，三中全会标志着使中国转型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开始。

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

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么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1989年1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动的严密控制。1989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指出：“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在民主的问题上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5天后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中共最高领导层在选拔接班人时偏爱出身中共革命者的家庭、特别是烈士家庭的人，因为他们在紧要关头能够靠得住，绝对忠实于党。

1980年8月18日，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做出了严辞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个公民是谁？邓小平。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这样做时，我发现“China Vitae”是一个有关在世的中国官员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网站。

城市精英倾向于批评毛泽东，但农村人普遍更愿意接受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农村的军人尤其喜欢农村的集体制度，因为它给军属提供特殊照顾，很多人退役后有望在农村的集体单位就业，他们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威胁到了这种制度。

邓小平一向反对空话、长篇报告和不做认真准备的会议，他曾说过，“没有话把嘴巴一闭……会议和讲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与会者被告知，不要专注于过去的错误，要思考国家在未来应当做些什么。

他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做出强硬的反应。

从邓小平的角度说，李光耀和包玉刚吸引他的地方，是他们在处理现实事务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都与世界级的领袖有着直接交往，了解国际事务，能够把握大趋势，愿意面对事实，说话直言不讳。在李光耀看来，邓小平是他遇到过的印象最为深刻的领导人：邓小平对事情有深入的思考，出了问题时他会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15个不同的国家。

邓小平接着说，虽然他的法语和俄语说得都不好，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习外语，以便能够阅读国外文献。他们也要学习科学理论，如果不懂数理化，不管有什么文凭都没有能力搞科研。

习仲勋原籍陕西，但1989年退休后他选择住在广东。他的儿子习近平生于1953年，2008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少数连续报道此事的外国记者说，大多数学生其实对民主自由了解很少，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也没有多少想法。

成功的项目管理者都是集奉献、坚毅和机智于一身，能够应付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