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罗伯特•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之后，又一部解读私人治理的力作聚焦马赛渔业私人治理机构近千年的历史演进深度呈现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远超传统观念想象的复杂互动--作为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马赛的历史与其渔业的历史紧密相连。1431年，为了解决由捕鱼活动产生的争端，马赛的渔民们成立了名为“贤人会议”的私人治理机构，以对当地渔业进行民主管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贤人会议”始终坚守和维护马赛渔业的古老传统与规范，这种“顽固”既让它幸存于法国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动荡，却也使它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激烈变革中逐渐被边缘化，沦为一种古老习俗的象征物。通过查阅2500多份关于马赛渔业的档案、对当地渔民进行多次采访并参与其捕鱼活动，牛津大学法社会学学者葛弗瑞书写了“贤人会议”从中世纪广泛行使职权的私人治理机构转变为无实权的社会文化象征的...(展开全部)继罗伯特•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之后，又一部解读私人治理的力作聚焦马赛渔业私人治理机构近千年的历史演进深度呈现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远超传统观念想象的复杂互动--作为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马赛的历史与其渔业的历史紧密相连。1431年，为了解决由捕鱼活动产生的争端，马赛的渔民们成立了名为“贤人会议”的私人治理机构，以对当地渔业进行民主管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贤人会议”始终坚守和维护马赛渔业的古老传统与规范，这种“顽固”既让它幸存于法国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动荡，却也使它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的激烈变革中逐渐被边缘化，沦为一种古老习俗的象征物。通过查阅2500多份关于马赛渔业的档案、对当地渔民进行多次采访并参与其捕鱼活动，牛津大学法社会学学者葛弗瑞书写了“贤人会议”从中世纪广泛行使职权的私人治理机构转变为无实权的社会文化象征的“消亡史”，论证了植根于社会规范的私人秩序的局限性，从而打破了“私人治理具有社会最优性”这一近十年来笼罩着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界的“神话”，呈现了私人秩序与国家权力、社会规范与法律之间远超传统观念想象的复杂的互动关系。